摘要：普法教育要搞清法律的普适性、普识性、普惠性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并做到公民的地位公正、收入公正、司法公正。
关键词：普适性 普惠性 公正
组织理论之父韦伯说：“法律是从文化合理到社会制度合理，以达到自治。”法律不外是一定历史时期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矛盾的博奕。而国家根据普惠性原则，制定和利用法律调整规范人们的行为和利益，以求社会长期稳定。自从从类进入阶级社会，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为探索法律的建立建全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璀灿明珠和客观标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认为：法律是起源于人类物质利益的矛盾性，从而上升为集团阶级利益的矛盾，人们又不断的反思自我，约束自我，从而创立了法律体系。从汉谟拉比法典，拿破仑法典，华圣顿宪法及中国的秦律、唐律到一九五四年中国宪法，无不是伟大的创举，这就是法律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的辩证过程。五千年文明史，实质是法律的发展演变史。如否定这一发展链条中的任一环节都是对辩证法的无知和亵渎。而公正始终是法律的灵魂，这就是法律的普适性或普识性原理。
我们共产主义信仰者们，社会主义革命家们经常会犯一个低级的错误，总喜欢对以前的历史一概否定，而对当下的社会主义则吹得天花乱坠。美的不得了，比杨贵妃还美，尤其在法律问题上，大中学校思修教科书上总首先定框子，所谓本质区别，指责资主义法律是低级的片面的，没有普适性，只保护少数人利益，人民永远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最正确最完美，这种欺人之谈愚民论调在今天的开放的世界已岌岌可危了，如果法律公正是社会主义专利，那么中国包拯不会杀包勉；拿破仑就不会苍凉入狱；华盛顿就不会主动卸任。相反，社会主义朝鲜金家王朝香火不断，社会主义古巴兄弟连任总统，毛泽东则连选连任，直到乘鹤西去。究竟谁家法律最好，还是邓小平说的好，要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还不够格。我们党内真正懂马列主义的不多。从而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挽救了中华民族，挽救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六十年来，我国发生的一切事例，都迎刃而解。我国的法律法规已建立近万部。按照吴邦国在全国人大会上所述，我国已基本建立了健全的法律体系。但为什么没有发挥法律应有的作用，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腐败问题从刘青山、张子善开始，到今天的陈希同陈良宇，越反越大越多；赌博、包二奶已见怪不怪；重庆文强涉黑案件并不稀奇；社会犯罪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每年批捕上百万人，监狱已人满为患。我们的法律权威性受到严重挑战，信访不信法，终审不终，判案容易执行难。所以我认为六五普法教育规划的作笔动机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在法制建设和普法教育上不要唱高调，不要再讲空话、假话、大话、套话。相反，要讲真话，办实事，如今的人民，即便是大中学校学生，他们是普法教育的重点。邓小平说，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蔡元培说：“要看明日的社会，先看今日的校园。”充满活力和敏锐的洞察力的这一代青年是民族的希望所在，他们最讨厌那些讲假话的政客们，决不会因为演讲者的职位和讲演技巧而倾心。教育部张保庆副部长，组织部张全景原部长，体育局袁伟民局长经常告诫大家，我们的官员再不能假下去，要讲真实干。谁都清楚，邓小平为什么排除一切阻力，要改革开放，说穿了，就是我们社会主义落后，不如资本主义，现在不是我们去咒骂和打到资本主义，而是我们首先放下社会主义传统的臭架子，老老实实当学生，向资产阶级学习。学经济，更要学法制。魏源、林则徐、李鸿章都清楚认识到：师夷之长而制夷。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学的很有成绩，快出师了，而法律上几乎没动，因为法律属于上层建筑，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尚没大动。现在法制教育，首先要从法律理论认识上来一个根本转变，承认法律的普适性，向法律健全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像我们学经济那样虚心。张瑞敏同志是从德国利勃海尔走出来的，而不是那一级党校培养的。法律工作者们只要有张瑞敏的学习精神，中国的法治问题必然焕然一新。
第二点，六五普法，乃至今后十年二十年，我们的党的法治工作的重点已不是如何制定更多的法律，近万部法律法规基本够用，关键是扎扎实实促进社会公正。谁都清楚，法不治众。法学家李斯特说：“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可见法治是综合的系统的社会工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辩证医治，将会导致越治痛越多。毛泽东时代，我们很穷，六零年还饿死了很多人，可是为什么犯法的人很少？现在我们确实富了，反而挑战风险无视法律的人却大增。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共产党领导，百思不得其解。对于文化人来说，答案很清楚。法律的灵魂是公正。法律本意不在于惩罚，而在于减少犯罪。严刑峻法并不能有效遏制犯罪。中东伊斯兰教国家法律最严，为什么滋生那么多惨绝人性的恐怖分子。水涨船高，根本原因是中东国家社会显失公平。近几年我国犯罪恶性案件增加。如果从犯罪心理学和犯罪经济学理论分析：所有罪犯都是经济人，他们作案前要进行成本收益权衡分析。而要遏制犯罪，必须做到严厉性、确定性、及时性三者高度统一。如果作案人百分之八十能被揭露，再加之像WTO组织处理案件六十天时限，那么犯罪分子必然迅速减少。反之，如果法律很严，可是被揭露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案件一拖三四年不了断，必然催生投机者侥幸心理，而去酝酿挑战法律。赖昌星大案拖久了出问题，逃出国境，此消极作用远大于积极作用。中国五千外逃贪官，正是打了个时间差，逍遥法外。只抓大案，百万千万、亿受贿，好像震惊全国，而波及作用呢？法定收贿四千元就要立案查处，小巫见大巫，安然此得，侥幸逃免。所以，司法部门的专业术语说的好：要快、准、狠，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超我的道德原则，违反者都缺少超我的道德准则。
根治犯罪只能是社会公正。然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效率和公平是两难的选择。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几千年就崇尚平均主义，现在搞市场经济，政策允许和保护先富者，这些矛盾的命题带来认识上的混乱和行动上越轨违法及心理上的病变。四月十四日法制报刊出：全国竞有精神病一亿人，百分之八十流散社会，因医疗费人均要三万以上，他们养病瞒病，受多种社会因素影响，有明显恶性作案的趋势，杀儿童，纵火投毒爆炸，已是准恐怖分子的发展对象。大学生马加爵杀室友，无疑是他不能容忍自身贫穷被室友歧视，促使人性恶化。荀子说：“积善成德。”日本著名学者吉冈义丰说：善良是中国之魂，比生命都可贵，世界公认。然而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滞后，为了解决社会公平，注重效率的企业分配，注重公平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还需要慈善捐款的第三次分配。而我国目前数已达到零点四六以上，是日本的二倍。高薪者年薪数千万，农民年薪几千元，相差万倍。然而中国每年慈善捐款却只是美国的百分之一。难怪西方人取笑我们，真正的雷锋是洛克菲勒和盖茨，中国对公民的道德教育不可说不重视，为什么收效甚微，特别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道德显然退化。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江泽民一再强调德法兼治，胡锦涛倡导八荣八辱社会主义荣辱观，都是我党制定的针对性极强的道德和法律教育的好措施。这些灌输式的教育效果并不理想。根源还在于社会公平存在问题的客观现实。要使普法教育达到预想效果，必同时首先积极做好以下三点社会公正。
第一是农民地位公正。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地位平等，尤其是农民，他们人数最多，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功绩卓著，而获得的回报最少，并不被一些领导认可。广州卫生局局长说：中国看病最不难最不贵。吉林省人大代表说：中国不存在上学贵上学难。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深圳龙岗龙新派出所挂横幅：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犯罪。为什么全国偏偏拖欠农民工工资，虽然惊动国务院总理，并没有完全制止住。农民工子女上学受歧视或收费，户籍和社保都下道道门坎，房屋拆迁和耕地征用没有得到应有补偿，导致全国多起集体上访游行斗殴闹事。不公平身份歧视必然导致部分农民工作祟犯罪，失去对政府的信任。民工荒也是农民的消极对抗一策。国家讲法律的主要人群是农民，那么国家只有脚踏实地制定长短期结合优惠农民的政策，取得农民的理解、支持和拥护。
第二是农民收入公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完全公平，但悬殊过大，人们心理无法承受。人的能力有差别，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收入有差别，只要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理解的。又要承认的是正常人的智力差异并不是太大，劳动合理组合也需要各种能力人的补充。科学家与农民工资差距可以容忍，而不能容忍的是国家自然垄断企业，国家控股企业工资应该由政府宏观平衡，中国银行系统，电力系统高新与高智商效益并不对称。中国平安保险公司高薪样亏本，收入并不与效益挂钩。政府应该用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尽快调节贫富差别。高房价年年讲年年升，下一代成为蚁族和房奴，能谈上道德和法律显灵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解决贫富差别的措施不外是税收，而我们经常议而不决，行动迟缓，导致我们的贫民分化一升再升，国家对此应该有配套的严格政策法规。一天不解决好，一天社会不能久治平安。
第三是公民司法公正。腐败是历史现象，世界现象，社会主义也在数难逃。资本主义的香港、美国、新加坡为什么腐败现象较轻，关键在事前管理，用制度管人，用法律管人。中国人自古重情感义气，当前讲和谐社会，又被人误解为无原则的一团和气。毛泽东倡导三大作风之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被党内外遗忘。裙带关系，同学同乡同族，上下级关系，复杂的人脉关系不是用在工作上，而是用在谋私利上，小错不讲酿大错。党管干部管升不管降。报界不断披露，各地机关事业单位吃空粮干部没人过问。我无权调查上层，但我亲临乡镇政府，只有三分之一人在岗工作，还有三分之一从事第二职业，甚至有人几十年不上班，出国的教授，死去的职员也照样领工资。在岗辛苦工作的人不寻租心理无法平衡。株县委书记龙国华公开卖官收贿，上下左右谁都清楚，谁也不过问，等瓜熟了算总账。中国有句古话：家有黄金，外有等称。谁贪谁廉，多少，周边的人都心中有本帐，不愿说，或说了怕不能及时查处，遭报复。所有贪官总是黑白通吃，信息灵。司法公正的第二个措施是开辟民间反腐第二战场，发挥全国二万多家民间组织，司法部门可以购买他们的服务，这将是司法体制创新。不能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很多地方已经这样做了，结果很有起色，破案，特别是大案要案疑难案件，来的快，拿的准。第三个措施是人民陪审团的作用。亚里士多德二千多年前发明陪审制度。我国陪审员以人大政协委员为主体，很不全面，同时近些年，人大政协也屡屡出事。一些人退二线，权力，迫不及待利用未冷的人脉关系抓紧捞利益。要吸收社会团体，大中学校学生代表，给法庭增加一些活力生气。甚至有的案件可以搬到大中学校审判。请大中学校学生参观监狱生活，与犯人交流，不单有红线旅游，增加一些黑线观光，效果比课堂灌输法律知识更现实，更感人。
中国的发展在创新，首先是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然后才可能科技创新，一切工作创新。中国法律和道德教育急需创新，走不出框框条条，迈不开步伐，司法和犯罪将是恶性循环，这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本来面目。从善如流的中国法治文化要求我们德法兼治，我们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经验，也肯定会创造出崭新的中国民主与法治。
作者简介：吴大扣，广州华商职业学院督导办副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摘自《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7期
